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律法規的日益完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合作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話題。中國南通家紡城位于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與美國紐約第五大道家紡成品交易市場和德國法蘭克福家紡花型設計交易市場并稱為“世界三大家用紡織品交易市場”。在交易額不斷增長的同時，大量涉及印花布花型設計的糾紛，來勢洶涌地對司法審判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考驗。在我市兩級法院強有力的司法保障下，家紡類美術作品著作權的保護卓有成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版權局和世界版權組織的充分肯定，被譽為“南通經驗”。但是，在審判實務中仍然有一些問題有待完善與改進。

　　首先，來談談侵權行為的認定問題，家紡類美術作品設計是融工藝與藝術一體的，對其花型設計這一智力成果的保護，關系著家紡市場的繁榮與穩定。隨著打擊盜版力度的不斷加強，權利人的防范意識不斷提高，侵權行為人大多采取對正版花型進行局部改動的方式來抄襲剽竊。因此，在侵權認定上，要從底紋，邊框，主圖，附圖，主題等多個方面來考慮。但是，現有的法律法規對家紡類美術作品是否侵權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規范的判斷標準，法官往往是根據自己的審判經驗來斷案，法官并不是專家，也不能代表全部消費者的觀點，在斷定是否侵權的問題上難免會有一些主觀因素夾雜其中，特別是對于一些爭議較大的疑難案子，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這就加大了審判的難度。如何形成一個規范的判斷標準或是找到一個行之有效的判斷方法，對于家紡類市場的發展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總結一些法院的經驗與專家的理論建議，筆者總結了以下幾點并進行了簡要的分析。

　　第一，聘請專家咨詢認定。筆者認為，這一舉措能夠彌補法官在專業知識方面的欠缺。另外，在某種程度上，專家的權威性論斷能增強當事人對審判結果的信賴，保障事后的監督和執行。但是，家紡市場所面對的是普通消費者，而專家的眼光和考慮問題的角度與普通大眾會有一定的差距，有時候采用專家意見并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甚至會適得其反。并且聘用專家也增加了訴訟成本。

　　第二，舉行聽證。聽證制度是民意表達的一個重要渠道，同時，司法聽證還能幫助認清案件事實，幫助法官斷案。但是，家紡類美術作品的旺季銷售期往往在三至六個月內，更新速度較快。決定舉行聽證、通知聽證參加人等一系列的程序，不僅加大了訴訟成本，還會影響整個案件的進度，導致處理結果出來時，權利人的該款花布也被市場所淘汰，這就對執法效果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另外，我國現有的規定聽證程序的法律、法規僅限于立法和行政領域內，而沒有法律規定在司法程序中適用聽證程序的情況。因此，法院適用的聽證程序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第三，進行市場調查。在案件進行中，如果遇到雙方當事人爭執不一，而法官也難以判定的情況下，可以隨機找一部分消費者對其進行認定，以普通消費者的審美觀察能力和一般注意力為標準，看其會不會誤認二者為同一產品。當然也可以制定一份名單，類似于陪審員名單，但筆者更侵向于前者，因為不固定的人選可以避免當事人拉關系走后門，更能保證司法的公正。當然，在審判中，每一個案件都去找一些消費者來判斷是花費人力物力的。筆者認為，不如在法院內部進行討論表決，對于不在知識產權庭工作的法官或是其他的工作人員，他們的觀點就是普通消費者的觀點，為了保證審判的公正，可以在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隨機抽取表決人員的名單，并進行當場表決。

　　綜上，三種方法都有其可取之處，在實踐中應該視案件具體情況而定。但審判案子終究是法官的工作，如何在花型比對上規范判斷標準才是治本之道。筆者認為，對涉案美術作品應著重考慮五個因素：主圖，輔圖，底紋，邊框和主題。一般消費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主圖方面，如果主圖相同或相似，即侵權，其他因素可以不予考慮。但隨著侵權行為的進一步復雜化，隱蔽化，加上美術作品的視覺化特征，有時僅抄襲正版花型的局部圖案就會達到迷惑消費者、混淆視聽的效果。因此，法官不僅在整體上要進行審查，還要對局部進行判斷，但如何斷定涉案作品達到了侵權的程度呢？這應當按不同部位的功能加以區分。如果作品的圖案造型為自古生活中所常見，并不具有著作權法所要求的獨創性，其審美藝術性也十分低微，因而不應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如對此加以保護，禁止他人使用這樣的造型，將與社會的公平理念嚴重背離，將與著作權法保護作品著作權的目的大相徑庭。但如果其圖案有較強的獨創性和藝術性，而侵權行為人對此進行了一些改動，那么如何判定是否侵權呢？筆者認為，有學者總結的判斷雕塑是否為著作權保護范圍的“替換法”可以加以變動運用到家紡類美術作品中。即將正版花型作品按照主圖，輔圖，底紋，邊框和主題劃分為幾個部分，將案件爭議焦點中認為抄襲的部分保留，而將其他部分以不同的表達加以替換，再從整體來觀察對作品的影響。如替換后的部分并不影響作品的特征和表達，也就是說消費者仍會認為替換后的作品與原作品是同一作品，則被替換的部分沒有獨創性，保留的部分屬于抄襲而來。反之，如替換后的部分影響了作品的特征和表達，使消費者認為替換后的作品與原作品是不同的作品時，被替換的部分就是作品中的獨創部分，既然有獨創性，那么就不應該認為剽竊了正版花型。當然，所謂的“替換法”并不是“萬能法”，還有一些不周全的地方，對于某些案件并不能當然適用，需要在審判實踐中不斷地完善。

　　其次，來談談家紡類美術作品著作權侵權的賠償數額認定�！吨�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

　　實踐中，侵權人所獲得的真實利潤往往難以查明，尤其是在侵權人蓄意侵權的情況下，同樣，對于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被侵權人也往往難以舉證。如欲對“侵權人獲利”或“被害人損失”精確計算必然增加權利人證明損害的費用，提高法院調查取證的成本，導致訴訟制度運行成本增加。因此，大部分的當事人都選擇適用法定賠償制度。法定賠償方法在審判實踐中的適用比較廣泛，鑒于確定侵權數額賠償數額的難度，法官根據各種相關因素酌定一個合理數額，是為了提高審判效率、做到相對公平的一個較好的方法。但是，由于法定賠償額幅度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較大，不同法官的素質不同，側重不一，認識有別，在確定賠償數額上可能會有較大差異，有時還會導致賠償數額與實際損失失調。我市中院根據家紡類美術作品的特殊性，聯系實際，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確定的法定賠償數額為三萬元，一方面較好的規范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也解決了賠償數額無法精確度量的問題，節約了訴訟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率。但是，隨著該類案件不斷增加，案情的不斷復雜化，法定賠償制度并不適用于所有案件。特別是對于一些品牌家紡店，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實質的損失，還有一種無形損失，是很難計算具體數額的，比如商譽損失，可得利益損失，甚至還有精神利益損失等等。如果僅僅適用3萬元的法定賠償，很有可能導致侵權人賠償了之后還有錢嫌，而權利人得到了賠償之后還虧本的情況，難以保護消費者和被侵權人的利益，更難以對其他侵權行為人起到警示效果。

　　綜上，在審判中如何確定侵權賠償數額，筆者認為，應遵從意思自治原則，首先由當事人自主選擇適用何種方法，如果難以舉證，無法確定賠償數額，可以由當事人自主協商賠償數額。在上述方法窮盡后，則適用法定賠償制度，但并不僅僅以3萬為一個數額，要綜合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涉案權利人的品牌效應，商譽損失以及侵權人的過錯程度等等來考量。因此，筆者建議將法定賠償幅度進一步量化，例如，根據侵權的過錯程度、被侵權作品的知名程度、銷售時間、銷售范圍、銷售數額、侵權行為發生后侵權人的態度及措施等分別到達的程度，規定賠償額幅度的層次（例如“5到10萬元”，“10萬到20萬元”等等），并保留可依公平原則判令超過規定賠償限額的例外情形。

　　此外，為了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除了法律監督外，還可以要求法官在判決書中具體闡述確定賠償額的理由，尤其是對一些爭議較大的案件，這一點在國務院具體的實施細則出臺前尤為重要。我國雖然不像英美法系國家那樣將案例視為法的正式淵源之一，但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對各級法院的判決工作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對整個社會也產生較強的示范作用。特別是在知識產權領域，由于家紡類美術作品著作權的規定還不盡完善，因此法院對某一案件的判決對以后的類似案件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法官在判決書中闡明判決理由對于后一案件的判決乃至今后的立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可以使當事人雙方知曉法院判定侵權及確定賠償額的理由，增加了法律的透明度及可預測性，防止暗箱操作。

　　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家紡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我們建立行之高效的司法保障制度，在立法還沒有細化完善的地方，我們應該在實務中積極探索，以促進產業的自主創新，保障家紡市場的繁榮穩定，讓“南通經驗”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