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孔子的學生問老師孔子：做一個領導者要有什么樣的品質呢?孔子說了五個字：“恭、寬、信、敏、惠。”什么意思呢?恭，即是恭敬。寬，即是寬厚。信，就是信義。敏，就是勤勞。惠，則是與人分享受。
　　
　　這五個字，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呢?孔子又解釋了一下，他說：“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敏則有勞，惠則足以使人。”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什么叫：“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敏則有勞，惠則足以使人。”
　　
　　第一，恭而不侮。恭而不侮，是一個人，特別是領導人最起碼的個人外在禮儀的修養，不是嗎?在中國，雖然我們講求內在的品質，但內在品質，不是一樣表現在行動上嗎?行為上不正，該為的不為，不該為的為，那純粹是一種偽善小人了。而表面的“恭”，便是一種修身，養性，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表面上的恭，是一種人生的修煉與修養與涵養，所以能贏得周圍人的響應與支持，尊重。
　　
　　第二，寬則得眾。寬厚的人，總會有船一樣的胸懷。俗語說：“宰相肚里能撐船。”這就是寬仁之人的人的肚量。而正因為有肚量，所以能聚集人心。當然，一味地寬，是孔子所反對的。孔子講求的是一種“適中”，“過猶不及”正是講寬，是不能縱容，原則性的問題是不容“寬”的，否則就是于禮于節不容，不能成事，只能敗事。
　　
　　第三，信則人任。講信義，是一個人最起碼的義，承諾的東西怎么能不兌現呢?孔子說：“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吾何以觀之。”取信于人，就是要言行一致。能兌現的，自己有能力去兌現，而且還編造一套奸言佞語，花言巧語去粉飾，而不去兌現?這便是小人的行徑了。這樣的人，在社會在，包括現行的很多“企業家”，不是很多么。
　　
　　第四，敏則有功。孔子是講求“言行一致”的，“君子恥言之而躬不逮”，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說，君子對于老說大話，虛話，卻不以行動去實踐，去踐行的人。一個人說出的話，如果只說不干，那就是嘴把式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這句話，用在具體的事情上面，一點也不錯。
　　
　　第五，惠則足以使人。我們要搞清楚什么是“惠”。“惠”即“惠澤”，優惠，實惠。運用到我們具體的政治與企業管理中，惠面對的人群，層次不同，其“惠”也不盡相同。對于沒有物質需要的人，給人的惠，就要即有物質方面的惠，更要有精神方面的惠;而對于陷于溫飽狀態，甚至貧困狀態的人，惠一定要在“實惠”上給予共同分享。在這方面，劉邦就做得很好，他是真正做到了“惠則足以使人”的層次。我認為，這也是劉邦之所以打敗項羽的根本原因。而項羽對于“惠”是吝色的，包括財富和名位，他很多方面遠遠要遜色于劉邦，所以平民的劉邦最終戰勝了貴族血統的項羽，激流逆轉，成就了一番驚世偉業。
　　
　　講到這里，有人會說，老兄，別忘記了你今天的主題，你今天的主題是“中國商人與中國企業家的區別”。你今天是來講一個中國商人與中國企業家的區別的，不是來講儒學孔學的。是的，我是來講一個溫州企業家來的。但我之所以要以孔子的“恭、寬、信、敏、惠”來開頭，其實就是在這個溫州企業家身上，看到中國儒者商人，高貴的企業家品質。
　　
　　在這里，我認為，企業家并不是任何做企業的，都有資格這個稱號。我認為，大部分的做企業的，只能被稱為中國商人，而不是中國企業家。
　　
　　為什么這樣說呢?套用孔子的話，企業家是一種“達”的;而做企業的商人，最多只能稱作“聞”。
　　
　　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問孔子：“如何才能名聲顯于世呢?”孔子答：“你說呢?”孔子說學說：“那應該是‘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了吧。”孔子說：“是的，那只能算‘聞’了，而不算‘達’。夫達者，質直而好禮，主忠信，在家必達，在邦必達。”
　　
　　一個人有錢有勢了，如果不與人分享，不與周圍的人分享，不與國家分擔，那只能算“聞”，而不是達了。
　　
　　富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富而無驕。第二個層次，叫富而好禮。富而無驕，只是不做壞事，自己得到了財富，自己在家里獨享受，雖然不做壞事，但也不是人性修養的境界，不算賢者。最可貴的是富而好禮。定而好禮的，算得上企業家，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國家、社會發生危亡時，激流勇進，成為國家棟梁與中流砥柱;才能在周圍的人有難時，懂得去幫助別人，幫一個，算一下，救一個算一個。
　　
　　所以，富而無驕，至多算是一個“聞”人，一個中國商人;而富而好禮，一定是一個賢者，“達”人，一個中國企業家。
　　
　　我在溫州呆著近十年，也算是半個溫州人了，接觸的溫州做企業的人很多。但對我印象或影響很大的有兩個：一個是樂清人民電器董事長鄭元豹，一個是浙江博龍生態科技董事長木金林。
　　
　　人民電器董事長鄭元豹，由于當時我層級比較低，與他直接溝通的時機很少。但我卻在這位他自稱是“打鐵匠”出身的溫州企業家身上看到他的對事業的執著，對事業的勤敏及對人生的種種修身養性的感悟。
　　
　　浙江博龍生態科技董事長木金林，我更看到的是一種對事業的執著精神。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當一家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賓臨倒閉的時候，這位溫州企業家沒有氣餒，巨負債與家庭、朋友信義，三重壓力下，毅然執著地堅守著他心中的事業與理想，如同千年前西去取經的玄藏西行，義無反顧。
　　
　　講到這里，我突然想到孔子和其弟子周游列國被困于絕地時的故事。
　　
　　有一年，孔子與弟子周游列國被當地人圍困數日，大家都餓得站不起來，同學們臉色越來越難看，甚至有些不滿之意。這時，好像是孔子的學生子貢走進孔子的帳房，問：“君子亦有窮乎?”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也。”
　　
　　什么意思呢?窮，不是沒錢，而是窮困的意思。整句話的意思是說“做一個君子也無路可走的時候嗎?不然為什么我們雖然懷著大道義之心，卻仍然困在這里，沒路可走呢?”孔子說：“是呀，做一個君子本來就可能沒路可走的。但作為一個君子面對沒路可走，就會堅守本位與信義，而小人沒路可走，就會什么都會干得出來。”
　　
　　中國企業家是一群有責任的人，是富而好禮，他們更類似有儒者風范的俠士，“邦有道，則矢;邦無道，則矢”;而中國商人不能說他沒有責任感，但他們更像有儒者風范的隱士，“邦有道，則矢;邦無道，則可卷可懷之”。
　　
　　一個中國企業家一定是不回避大眾問題與責任的人;而一個商人，卻面對大眾問題，不是去解決它，相反，出了問題，總是權衡，把責任歸咎于下屬，而不是自己去承擔。后一種人，我在北京工作時，就遇到這樣的人。他對錢看得過重，雖然他精于算講，積聚了很大的一筆財富，但卻由于沒有具體“中國企業家”恭、寬、信、敏、惠的企業家品格，所以最終只能自己“偷著樂”，而得不到眾人的人心，走一個，失一個。
　　
　　這個北方的做企業的人，如果富而無驕，必是明智的，如果驕縱而欲，那必然得不到一個好的結局。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正是這個“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的道理。
　　
　　企業家有很多種，有的恭，有的寬，有的信實，有的敏，有的惠。但縱觀溫州的企業家，例如人民電器董事長鄭元豹、浙江博龍生態科技董事長木金林，他們身上無疑凝聚了至少是三點：1、自我勤敏。2、富而惠澤。3、恭寬信毅。